腾越历代碑碣巡礼

碑碣与图书一样，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人们了解、研究历史，向历史学习的重要根据；与书籍相比，碑碣还有保存年代久远，不易损坏等优点。腾冲久远的历史、发达的文化，不仅保存在历代的图书典籍中，也保存在数不胜数的历代碑碣中。其所反映腾冲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各种文化信息，极为翔实丰富，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发掘、去研究。

腾冲历代碑碣形式各样，碑、碣、刻石、摩崖、享祠庙宇、墓表墓赞、石阙坊表乃至造像、地莂、界至、井栏、桥柱、人物题名、范文法书等等，举凡中原内地所有的种类，几乎都能见得到。其碑刻文字，小至厘米见方小楷，大至1米上下榜书，真行草隶篆各体俱备，多各时期名家名匠手笔，极具艺术价值。 下面，就让我们避开荆蓁丛莽，走进腾冲历史的碑林，作一番巡礼吧。

据史书记载，腾冲虽早在汉代就“奉冠带，列版图，通中国声教”，但因其地远离中原，“蛮夷”杂居，唐宋以前，被中央朝廷视为化外，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受地方割据政权的统治。近年出土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碑多为梵文碑，无人辨识。现在知道的汉文碑，有来凤山南诏《御史杜光庭子墓》和小西干峨大理国《李观音庆》墓碑等。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府酋高救内附”，腾冲置于中央朝廷管辖之下，“设官分守，规模初具”。但这一时期的碑碣很少见，现在所知道的有三块：一为在绮罗发现的腾冲府吏《尹明墓》，为元代初期的墓碑；一为来凤山《抚威将军腾冲府知府高泰墓》碑，一为至元年间《重修高仑冈记》碑，该碑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修高黎贡山分水岭关时出土，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李根源先生受命勘察滇缅界务经过这里时还见过。

“明迁中州人居之，分置郡县，改设流官，于是声名文物蔚然，与中土等列”。所以，腾冲大量的碑碣，是明代以后的。现以碑碣性质、内容分述之。 腾冲地处祖国边陬，民族成分复杂，历史上土酋割据称雄，战事迭起，边患不断。自元明以降，腾冲成为边关要塞，既是叛乱、入侵者觊觎内地的首要目标，又是中央朝廷刈平边患的战略大本营，边关风云于碑碣中多有反映。最著名的要算明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战役的《王骥誓江碑》和万历年间讨平陇川岳凤之乱的《刘綎威远营碑》、邓子龙“剑扫风烟”石刻以及清光绪陈宗海《刘邓二公庙记》。陈用宾“汉龙关”、“虎踞关”、“朝巨石关”大字石刻，则反映出明万历年间云南巡抚陈用宾平息缅甸洞吾王朝入寇战争并设“八关九隘”以防边的史实。使腾冲城固若金汤，享誉“极边第一城”称事情的，是三征麓川后筑就的石城，由当时的兵部侍郎侯琎亲撰《新筑腾冲司城碑记》详细记载下来。反映清代乾隆年间平定缅酋入侵战争的，有陈宗海《重建昭忠祠碑记》，该祠是为在这场战争中壮烈殉国的总将军明瑞建的。与此相关的还有傅恒《大树园记》、“活水来”石刻和王昶的《草堂记》等。张应熊《腾越南甸营修建城垣碑记》，则是反映征缅之役后，为有效节制七土司，将腾越镇左营迁设南甸，在这里驻重兵、筑南甸城的情况。道光初年，同知胡启荣的《腾越屯防记》、周澍的《腾越边防记》二碑，则反映了在沿边设碉堡77座，并置屯练防守，以稳定边防的史实。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英帝侵占缅甸，此后不断侵吞蚕食我国土。反映这一时期 我边疆各族人民抗英斗争的有总兵《李文秀墓碣》、《腾越茨竹隘土守备左公孝臣殉难碑》和“马嘉理事件”的当事人李珍国墓碑等。

反映边防斗争以外重大事件的碑也不少。如清初明永历帝经腾奔缅的有《磨盘石战死诸将墓碑》、《明永历帝窦妃墓碑》等。《重建腾越镇题名碑记》、《箐口纪功碑》、《古永昭忠祠碑》、绮罗《三李功烈碑》以及同知王秀毓，总兵刘光焕，游击李玉堂，司狱张绍平，举人李含英、李含瑞、尹艺等人的墓碑，则是反映清咸丰、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那段历史的各种人物事件的。反映辛亥腾越起义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最典型的，要数李根源题文，于右任书写的滇西都督张文光墓碑等。反映1942年~1944年腾冲抗日战争的碑碣最为丰富，其中以国殇墓园石刻最为集中。记述反攻腾冲战役，以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概要》及《忠烈祠碑》最为详备。

历代记述地方建设的碑碣也不少。如修建官暑的，有明隆庆年间知州沈祖学《重修州治记》碑、清乾隆知州吴楷《修建腾越州廨并改建州判厅事归入州廨记》碑等。农业方面最著名的是明正德年间和顺《腾越州阳温登水利碑》，手工业则有伽河村《李氏业农用铁器碑记》，畜牧业有绮罗《牧场碑记》，官府修建粮仓有乾隆年间《重修腾越龙江社仓碑记》等。腾冲境内高山连绵，江河丝横，故修桥铺路以利交通，历为官民所重视。这方面的碑碣很多，如修建龙川江支、干流上的龙江桥、壶瓶口桥、露桥、镇龙桥、夹象石桥、长庚桥、向阳铁索桥、怒江上的潞江桥、荡锡喧双虹桥等等，历代均有碑记载之。还有清嘉庆厅同知伊里布《周济贫民碑记》，光绪同知陈宗海《修养济院碑》、《育婴堂碑》、《敬节堂碑》，则是反映古代慈善事业的实证。

腾冲历史上教育事业之发达，与历代官署均极重视，“涵濡培养，力为振兴”紧密相关。官学兴盛的最早记载，见于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户部侍郎张志淳的《修腾越学宫碑记》。此后在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五十五年（公元1829年），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学宫多次重修或扩修，均有碑记记载。记述书院的，则有乾隆年间的《改建来几书院碑》，光绪年间的《重建来凤书院碑记》等。反映自康熙以来在城乡陆续兴办义学方面的有乾隆年间的《重建腾越州义学碑》等。其他如明万历年间的《贴贡碑记》，清雍正年间的《新建腾越明伦堂碑记》，道光年间的《生童考试府连院碑》，咸丰年间的《举贡童生卷金碑》，光绪年间的《腾越卷金功德碑》、《乡会童试卷金碑》、《重建考棚碑》等等，则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腾冲古代教育、科举的情况。

“腾虽处天末，而山水钏灵，独呈奇秀；亭池焕彩，并著幽佳”，历代对风景名胜多有培植，引得“选胜者载酒登临，即景者挥毫题咏”，于是“山川因之润色，郡邑以此增辉”。而且，诸多景点又与事人物密切相关，赋于它深厚的文化内涵，形成自然、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特点。这正是腾冲这本“书”使人百读不厌的原因之所在。腾冲名胜碑刻最集中的要数叠水河龙光台，今尚遗20余方。最著名的有民国总统黎元洪、艺术大师吴昌硕分别题书的“龙光台”门额及跋，明嘉靖年间郡先贤吴璋的《龙光亭记》，万历兵备道罗汝芳的《叠水河观瀑诗刻》，清乾隆王昶的《大盈江观瀑楼记》，郡进士寸开泰的《龙光台长联》刻石，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刘楚汀撰文、李根源书、田秋年画的《叠水河崖树记》刻石等。其他名胜景点较著名的如明万历知府漆文昌《万华馆记》、清乾隆同知吴楷《游兴龙寺记》、道光刘晋康《王燮留别诗》书刻、光绪刘安科《腾越怀古诗刻》、刘树堂《临争座位稿石刻》、黄炳《文星楼四门刻石》等。民国期间的有李根源书刻满邑《明儒吴执斋吴协卿先生故里原先》，和顺魁阁李根源《和顺感旧诗碑》、李曰垓《双杉行。碑，还有川人陈泽沛宝峰山石刻《胡二峰先生读书处》等等。需特别提及的，1945年~1948年，李根源先生遍搜历代腾贤、宦游及备边来腾名贤、滇贤和海内名贤遗墨302件，并全部勾摹上石，分嵌于来凤山麓腾冲图书馆墙壁和其宅院凤翅园墙壁。一时名家法书荟萃，洋洋大观。至今腾冲一中、李根源故居仍是名人手迹石刻最集中的地方。

腾冲的摩崖，除近人李根源的高黎贡山摩崖等外，最集中的有两处：一处是宝峰山，有摩崖十余方，以明崇祯年间腾冲参将吴荩臣的楷书“奠高山大川”为最著名，字径在二尺以上。一处是和顺魁阁，摩崖亦十余方，为李根源先生1949年小住魁阁时倡刻。虽字径较小，然真行隶篆四体皆备。其中较宝贵的有明万历参将邓子龙的“白发朝仪”四字，明末郡进士胡璇“帝眷在德”四字。

从社会意识形态上来说，宗教虽属唯心虚无者流，但我们可以从它的传播和寺观祠字的建设上，看出一个地方文化的盛衰，折射出历史风云的变幻。而且，“天下名山僧占多”，寺庙建筑地往往是一个地方典型的风景名胜点。腾冲的寺观，以城内和城交为最多，其他各处一乡有数座，加起来总数在200座上下。如果再算上遍布各地的俗祀小庙、各姓祠堂等，其数量就更为可观了。凡是较大的正祀庙宇，多立有肇修、重修碑记。这类碑记十分丰富，其中不乏名碑，如明代郡进士陈懿典的《腾越文昌阁记》，胡二峰的《重修宝峰山佛殿碑记》、《修建金轮寺玉皇殿碑记》、《重建天应寺碑记》等，均极具文物、史料价值。位于洞坪立于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的《重修玉宝寺记》碑，是目前发现的腾冲最早的寺庙碑。该碑在叙述寺庙重建情况中，有“辛未间，又遇地震，殿宇倾颓，墙壁崩坏，金身独存”之记载，是研究腾冲地震的珍贵史料。位于界头乡沙坝村明永历十年（公元1656年，即清顺治十三年）的《新立弥勒庵碑记》记述了沙坝地区田地谷租的一些史实，是研究明末清初田租的不可多得的文物资料。

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碑碣，就是各种题名碑，集中地为我们提供了历代重要人物的信息。其中最有价值的要算书刻于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永腾参将题名碑》，碑高一丈，宽三尺，碑述本朝傅友德、沐英平滇，王骥征麓川，刘娗、邓子龙征缅甸，沐瓒等镇腾越事。因“永腾参将”军职之设自邓子龙始，故后题邓子龙以下历任参将18，包括名字、籍贯、任职年等，足可补史志之阙。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立《腾越协题名碑》，述平西王钺专征，驱除负固，奏设副总兵事，列李世耀以下7人字、籍、履历；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腾越州题名碑》，碑述腾冲沿革历史颇详，知州题名自明嘉靖的周全起至清乾隆的蒋曰杞共48人，字、籍、任年均俱；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腾越协改设腾越镇题名碑》，述从大理国至清代戎事最为详备，列自顺以来李世耀以下副将27人、总兵1人；还有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的《重建腾越镇题名碑记》，则叙述李国纶、苏开先先后踞腾城及英人侵缅甸事，列腾城光复后总兵李维述、李文益、张松林三人名。科举方面的有《和顺乡两朝科甲题名录序》，镌刻自明代以来考取各级功名李黑斯波以下403人；《绮罗科甲题名碑》则录明代至清宣统年间考取秀才以上功名的乡人644人。与上述题名碑相类的还有散布民间数量可观的为各种公益、慈善事业捐款的功德碑，虽仅列名和捐款数额，然其中所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也是不可忽视的。 与题名碑相比，反映历代人物最为广泛、最为详备的，是布城乡、数不胜数的墓碑、墓志铭。

民国以前，能够拥有墓志铭的，都是一时一地、各行各业中较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不限于男性。如果把这些墓志铭抄录集中起来，将是一部篇目宏大的历代地方人物传记。可惜的是，由于地壳的变迁和自然的风侵雨蚀，人世的治乱兴衰，数百年来，坟墓不断地产生，也不断地消失，任何人也无法收集全备。不过，现在能够实在地看到的、地方史志文献与各姓家谱家传记录下来的，明清至民国的墓志铭还是相当丰富的。我们绝不可小看墓碑、墓志铭，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到各时期各种人物的生平事迹，而且能够认识各朝代的治乱兴衰、历史事件，了解各时期的统治思想、典章制度及人生的价值取向等等。在众多的墓碑中，有不少是名碑，如被今人张孝仲先生称作“三绝碑”的时代嘉靖《明处士方男郑公之墓》碑，是由新都翰林杨升庵、大理翰林李元阳、永昌诗人张含三位名人分别篆额、撰文和书写的。若有两位名人名家题书者也算稀奇的话，则在腾冲见到的更多，如由李根源、于古任题书的左孝臣墓、张文光墓碑和《绮罗三李功烈碑》即是三例。笔者还在来凤山看到由民国两位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同时给一位母亲题书墓碑、墓联的坟茔。从碑文内容的重要性来讲，除上面述及的南诏御史杜光庭子墓、大理国李观音庆墓、元代知府高泰墓等外，还有古永胆扎旧街傈僳族余氏孺人墓。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惟一反映腾冲傈僳族在清代乾隆年间自怒江迁徙腾冲历史的实物见证，极具历史文物和学术资料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较特殊的碑碣。如固东顺江清道光年间《应纳钱粮除弊规定碑》、《豁免大西练销售棉布厘金碑》，是研究清中后期腾冲地区政治、经济史的实物资料。顺江《没经会碑》，则反映了清代晚期洞经音乐在腾冲民间流传以及洞经会组织的活动情况。清水乡朱星街《与世长留》碑，则是在清代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立的乡规民约，反映了腾冲城乡对转变社会风气的重视。古永乡箐口村刘氏祖茔是皇帝圣旨碑最集中的地方，共立有光绪帝褒封腾越镇署总兵刘光焕夫妇及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的圣旨碑七块。此外，在下绮罗和小西伽河村李氏宗祠墙壁上，嵌有民国总统黎元洪给李根源的委任状刻石六方。从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可知这类碑碣的史料价值。